從中央政治局會議到經濟工作會議，從總理指示到市場監管總局行動，“反內卷”成為2025年的高頻詞。這場自上而下的系統性變革，正在重構產業競爭邏輯。那么，如何看待本輪“反內卷”？如何破解“內卷”困境？
當前，“內卷式”競爭在經濟社會領域呈現多樣形態，其治理核心直指企業與地方政府兩大主體的共性問題。行業層面，無序競爭、同質化嚴重、低價惡性競逐等現象屢見不鮮，導致產業在低水平循環中內耗；地方層面，招商引資中的地方保護傾向、非普惠性優惠政策的濫用，以及盲目上馬項目引發的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資源錯配與發展失衡。在此背景下，“反內卷”是針對這類無意義內耗、低效循環的系統性治理行動，旨在通過規范市場行為、優化發展生態，破除“向內收縮”的發展困局。這場變革不僅關乎市場秩序的重塑，更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釋放社會創新活力的必然要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內卷”并非源于中文互聯網，其詞源可追溯至拉丁語“involutum”，原意為“向內卷曲”。德國哲學家康德最早將其用于哲學思辨，指代一種“退化”的演化形態。真正賦予其社會學內涵的是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上世紀60年代，格爾茨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開展田野調查時，觀察到當地水稻種植的特殊現象：人口壓力下，農民對田地投入的勞動力愈發密集，耕作日益精細，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升，但人均產量幾乎未增長。農民付出更多汗水卻未變富裕，生活陷入“高水平的停滯”，格爾茨將此定義為“農業的內卷化”，即“沒有發展的增長”——僅呈現內部復雜化的自我重復，無實質突破。如今，“內卷”正是這一現象在現代社會的全面投射。其范疇已突破農業局限，廣泛滲透至各行各業，從昔日田間地頭延伸至今日寫字樓、校園與家庭。
以地方招商引資為例，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競相提供稅收減免、土地優惠等“政策洼地”，導致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span>反內卷”的核心是糾正“低質量、同質化的過度無序競爭”，讓市場回歸公平有序的軌道。
近年來，中央不斷完善相關政策措施，劍指整治“內卷式”競爭。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拉開反內卷序幕；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要求“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矛頭直指地方政府與企業行為。2025年開年，市場監管總局召集光伏、汽車、電商三大行業龍頭企業座談，釋放明確信號：“內卷式”競爭已威脅高質量發展，必須終結！3月，為促進地方政府行為規范，市場監管部門今年在《公平競爭審查條例》的基礎上，進一步施行《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辦法》，其細化完善相關要求和舉措，將有助于更好糾治當前各方反映突出的不當市場干預行為，助力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7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召開，以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主題，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政策部署指明方向。從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到各項政策明確部署“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本輪“反內卷”站位更高，覆蓋面更廣，協同性更強。站位上，本輪“反內卷”更強調區域治理，明確將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列為核心任務。
覆蓋面上，地方政府（如招商引資）、企業（如過度投資、降價）、居民（如日均工作時間增加）等主體都在討論的范疇中。
協同上，本輪“反內卷”協同性或更強，更突出政策與市場機制配合。
“內卷”的本質是資源有限下的零和博弈，中央“反內卷”的本質，不是要消滅競爭，而是要重塑競爭規則，引導競爭從“競底”轉向“競優”。其底層邏輯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政府歸位，構建統一市場。本輪“反內卷”明確規范政府招商引資行為，嚴格約束地方保護主義，破除市場分割壁壘。推動地方政府退出不當干預，依靠制度保障而非政策洼地吸引企業，營造全國統一、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各類市場主體在規則一致的賽道上良性競逐。二是供給升級，優化產業結構。本輪“反內卷”范圍更廣，在覆蓋鋼鐵、水泥等傳統行業基礎上，將光伏、新能源車等新興產業納入改革范疇。通過市場化法治化路徑，有序淘汰落后產能，鼓勵企業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優化供需動態平衡，緩解行業價格競爭壓力。三是需求擴容，拓寬發展空間。本輪“反內卷”強化需求側牽引作用，通過提振居民消費能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綜合舉措，持續做大國內市場。以擴大增量需求為企業創造更多發展機遇，從根本上緩解存量博弈帶來的競爭壓力，為經濟增長注入可持續動力。04
破局：地方政府、國有企業
如何打好“反內卷”組合拳？
（一）地方政府層面
積極通過政策引導、市場機制等推動供給創新升級。嚴控地方“政策洼地”，禁止無依據稅收優惠，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區域割裂。通過設定智能化、綠色化較高行業標準，加強對科技創新、綠色環保等領域政策支持，加強財稅政策激勵等方式，或可促使企業逐步摒棄依靠價格比拼的內卷競爭模式，轉而通過產品創新、技術迭代、商業模式重構等方式，在提升盈利水平的同時，推動產業創新，實現行業良性發展。
（二）國有企業層面
在產業升級維度，國有企業需主動跳出同質化競爭的紅海。將資源從低水平價格博弈中抽離，轉向核心技術攻關與細分市場深耕，通過強化自主創新能力，聚焦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以差異化產品和服務構建競爭壁壘，打破對價格戰的路徑依賴，實現從“拼成本”到 “拼技術”的轉型，為產業升級樹立標桿。在人才管理維度，國有企業要率先摒棄“行政化”管理邏輯。構建人性化的企業文化，破除“以時長論成效”的內卷思維，通過優化工作機制減少無效加班，同時加大對員工成長的投入，完善培訓體系與發展通道，將員工身心健康與能力提升納入企業發展考量，以人才價值的釋放激發組織創造力，形成可持續的內生動力。在產業生態維度，頭部國有企業應承擔起“鏈主”的責任擔當。改變單向轉嫁成本與風險的傳統模式，與上下游企業建立基于信任的協同機制，通過資源共享、成本共擔、技術共建，構建共生共贏的產業生態，打破零和博弈的內卷困局，推動產業鏈整體效率提升與韌性增強。
唯有地方政府守好公平底線、國有企業發揮引領作用，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治理合力，才能真正打破內卷困局，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持久活力與深層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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