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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浙江省“十五五”規劃的若干思考

王東祥

浙江省之江區域經濟研究院首席專家

“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政治優勢”。“十五五”時期是我國進入階段性、結構性、體制性調整的關鍵時期，是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美戰略博弈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邁向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時期。科學編制“十五五”規劃對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關重要；對浙江實現“兩個先行”，打造“重要窗口”也至關重要。

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前瞻性把握國際形勢發展變化對我國的影響，因勢利導對經濟布局進行調整優化。隨著中美戰略博弈加劇和全球化逐漸逆轉，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益復雜嚴峻。

一是全球化正在逆轉。美國在挑起中美貿易戰的基礎上，對加拿大、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加征關稅，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分割國際市場的區域性關系協定不斷增加，推動全球化的基本機制——WTO機制受阻癱瘓，經濟全球化出現逆流。

二是多極化正在形成。美國一強獨霸的地位不復存在，俄羅斯欲通過俄烏戰爭強化自己的國際地位，歐盟被迫加快獨立自主，中國加快現代化進程推動“東升西降”，世界多極化正在形成。

三是中美博弈正在加劇。美國繼續加快全球化戰略重心調整，千方百計推進亞太戰略，遏制中國崛起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共識和基本國策，中美 博弈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領域全面展開，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

當今世界，舊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已經打破，新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尚未建立。如此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使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制造業強國的中國面臨產能過剩的巨大壓力，這是以前的五年規劃所未有的。這充分彰顯了“十五五”規劃時期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緊迫性。“十五五”規劃必須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依托全球最大的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要在供給、需求兩側協同發力，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有效供給，提高 全要素生產率，又牢牢把住擴大內需持續發力，推動消費升級；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輔相成，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的新優勢。

未來五年或十年必須抓住的戰略機遇主要包括：

以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技術迅猛發展，將徹底改變人類社會的學習、就業、社交、醫療、管理等模式，進而引發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顛覆性變化。必須抓住這個戰略機遇，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將數字技術與制造優勢、市場優勢結合起來，進一步激發數字經濟創新動力，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全靠市場化改革先行而造就的民營經濟先發優勢，市場機制是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陽光雨露。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要務是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這是民營經濟創新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要抓住這個機遇，推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使之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

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是國家戰略，我國新時期將以弓箭型發展態勢參與國際競爭。進一步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是“弓”，強化長江經濟帶的輻射帶動作用是“箭”，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就是“張弓搭箭”。浙江作為長三角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抓住這個機遇，進一步發揮挑大梁的作用。

構建新發展格局。在WTO停擺、全球化進程逆轉和美國針對中國采取脫鉤斷鏈、封鎖打壓下，我國外貿外經陷入新的困境，改革開放后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擴大內需，擴大制度型對外開放，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勢在必行。要抓住這個機遇，發揮浙江的區位優勢和深水港優勢，加快建設雙循環戰略樞紐。發揮浙江民營經濟優勢和數字經濟先發優勢，積極拓展國內大市場，在擴大內需中走在前列，更加穩健地“走出去”，在外貿外經上取得新突破。

在把握機遇的同時，浙江也必須面對多重挑戰：

中美戰略博弈加劇。中美關系是我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自從奧巴馬執政時確定回歸亞太戰略，美國就把中國列為首位競爭對手。特朗普1.0時，中美貿易戰開打；拜登執政時經濟上脫鉤斷鏈、科技上小院高墻；特朗普2.0時，中美戰略博弈將更加激烈。浙江作為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省份，未來五年在外貿出口、數字經濟和“走出去”方面均將面臨嚴重挑戰。

增速放緩與結構性失衡。GDP增速放緩不僅是周期性波動，更是經濟結構失衡的體現。投資依賴癥未解，消費引擎乏力。我國2023年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仍高達42.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7.2%，且城鄉消費差距持續擴大（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農村的1.8倍）。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從2010年的3.0%降到2023年的1.8%，表明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率下降。

系統性風險的傳導與擴散。長期積累而成的經濟社會風險因素必須正確應對。2023年，我國房地產投資同比下降9.8%，商品房銷售面積下滑18.3%。恒大、碧桂園等頭部企業債務違約規模超2萬億元，導致全行業崩塌的連鎖反應，全國超60個城市出現“爛尾樓”維權潮，拖累鋼鐵、家電等行業產值下降5%-15%。2023年土地出讓率同比減少23%，部分地方政府債務突破120%警戒線，土地財政模式的終結，倒逼地方轉向產業稅收模式，但短期內難以填補財政缺口。16-24歲青年失業率峰值達21.3%，實際隱性失業可能更高，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正面臨重構。

“未富先老”和人口負增長。2023年來，60歲及以上人口2.96億，占全國人口的21.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16億，占全國人口的15.4%，表明已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同時，2022年全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2023為負1.48‰，兩年分別凈減少85萬人和208萬人。浙江2023年人口首次負增長（負0.86‰），由于外來人口增加，常住人口增加了50萬 人。“未富先老”和人口負增長所造成的人口結構變化，必將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影響，對就業、住房、醫療、教育、出行、家庭和消費等領域的沖擊將是長期的。

我國的五年規劃遵循連環遞進“一張藍圖繪到底”原則。因此，編制“十五五”規劃要扎實做好“十四五”規劃的實施評估，在總結經驗教訓、分析優勢和短板的基礎上進一步謀劃。浙江省“十五五”規劃的特點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確立的“兩個先行”為發展目標，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

中國式現代化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由于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特征和本質要求之一，是包含在中國式現代化之中的，因此，2030年是浙江“兩個先行”的時間點（比全國提前5年）。所以，浙江省“十五五”規劃綱要必須把基本實現省域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總目標，這是與其他省市“十五五”規劃所不同的。浙江要認真研究并明確中國式現代化省域先行評價指標體系，以此指導和協調省、市、縣（市）三級確定“十五五”規劃的指標體系。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在確定發展思路和戰略舉措時注重體現自身特色、發揮比較優勢。對各方面的目標任務，要深入分析論證，確保科學精準、能夠如期實現。要統籌謀劃，抓住關鍵性、決定性因素，注重鞏固拓展優勢、突破瓶頸堵點、補強短板弱項、提高質量效益，與整體目標保持取向一致性。

浙江要在2030年基本實現省域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指導思想上就必須正確處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關系。從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解決溫飽、實現小康的實踐過程來看，堅定不移地把“做大蛋糕”放在首位，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兼顧農民增收和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是成功的經驗。從現實基礎看，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省域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及國際國內比較分析》報告，2024年，浙江與江蘇、廣東、山東、北京、上海和全國中國式現代化評價指數比較，經濟發展指數浙江為24.13，高于山東5.25點，但低于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其中，人均GDP浙江為135565元，分別是廣東、山東的1.22、1.39倍，為北京、上海、江蘇的59.4%、62.4%、84.4%；全員勞動生產率浙江為22.9萬元/人，高于廣東（19.4）、山東（17.2），但遠低于北京（38.7）、上海（35.1）、江蘇（26.6）；R&D經費支出與GDP之比浙江為3.2%，高于山東，低于江蘇（超過3.3%），更低于2023年的廣東（3.5%）、北京（6.7%）、上海（4.3%）；高技術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浙江為17.2%，高于山東（10%），但遠低于廣東（32.0%）。

因此，浙江省“十五五”規劃綱要必須抓住新科技革命機遇，積極發展新質生產力，把加快推進高質量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和重中之重。要認真研究和梳理影響高質量發展的問題和短板，針對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謀劃破解之道。“把造福人民作為根本價值取向，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穩步推動共同富裕。”千萬不要在推進高質量發展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況下，過早地去做分蛋糕和縮小“三大差距”的事。要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省域先行的主要目標，以加快推進高質量發展為第一要務，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聚焦擴大內需、擴大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聚焦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聚焦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努力為全國大局多做貢獻。

“十五五”時期，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以實體經濟為根基，堅持全面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發展新興產業、超前布局未來產業，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新質生產力是以人工智能（AI）和智能機器人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引發的，與傳統生產力有本質不同的新的生產力。由于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蓬勃興起，前所未有的嶄新的科技成果在生產、生活中廣泛應用，對生產力三要素產生了根本性變革，勞動者和生產工具均被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取代，生產資料絕大多數被人工合成材料替代。從而導致生產力中勞動者的作用日漸式微，勞動者的因素將直接或間接地被排除出生產力。傳統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理論也將因此而被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論取代。只有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才能不斷塑造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優勢。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浙江要錨定構建浙江特色現代化產業體系總目標，從實際出發，既要積極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開展新技術新產品新場景應用示范，加快形成產業集群；又要持續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加快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集群化。要把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作為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載體。要借助“杭州六小龍”的先發優勢，進一步激發數字經濟創新活力，把數字技術與制造優勢、市場優勢更好地結合起來，支持大模型廣泛應用，大力發展智能網絡新能源汽車、各類中低空無人機、智能醫療設備、人工智能手機和電腦、智能機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終端以及智能制造裝備，擴大5G規模化應用，加快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把杭州數字經濟“盆景”變成浙江數字經濟“風景”。傳統產業并不都是夕陽產業，傳統產業中有許多與人類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產業，如鋼鐵、紡織、建筑、食品等等是永遠不會消亡的。但是，其必須跟隨時代前進的步伐，提高產品質量和性價比，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競爭力，全面釋放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效能。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的最佳路徑就是“前沿科技+”和“數字化+”。要堅持應用導向、博采眾長、集成創新、強化優勢的方針，從企業的產業特性和產品功能出發，盡可能疊加前沿科技成果，不斷提高產品性能、質量和效率降低產品成本、能耗和污染，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從而讓企業不斷獲取“科技紅利”（超額利潤）和“管理紅利”（相對利潤），永遠保持生命力和競爭力。

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是國家戰略。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沿海中部和長江流域的“T”型結合部，東臨太平洋，西接長江流域和中西部內陸地區，區域內外交通便利，緊鄰國際航運戰略通道，具有深化國內外區域合作、加快開發開放的有利條件。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加快長江經濟帶上“一帶一路”戰略支點建設，要增強長江經濟帶對國際循環的吸引力、推動力，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戰略支撐。新時期推進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要站在國家整體利益的戰略高度，把打造國家“雙循環”戰略樞紐和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作為首要任務。

應進一步加強浙滬合作，打造國家“雙循環”戰略樞紐。上海是國家大都市，是長三角的龍頭與核心。上海五個國際中心的定位，使其具有全球資源配置、科技創新資源、高端產業引領和開放樞紐門戶四大功能。浙江緊鄰上海，且具有深水岸線和港口資源優勢，應進一步加強與上海的合作，在加快建設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基礎上，以浙滬合作推進洋山港區開發建設為契機，統籌推進上海自貿區、浙江自貿區和舟山群島新區提升發展，共同向國家爭取設立上海國際航運中心自由貿易港，并把它打造成國家“雙循環”戰略樞紐。自由貿易港可從洋山港區和衢山港區起步，以集裝箱和大宗商品集疏運為主，探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自由貿易制度體系，作為國家高能級對外開放平臺。同時，與舟山群島新區江海聯運服務中心建設相結合，擴大海進江、江入海直航運輸，強化長江經濟帶輻射帶動作用。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堅強支撐，也是推進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要按照中央《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落實國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要以國企民企市場平等為切入點，推進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改革。在完善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制度的基礎上，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公平競爭審查和數字經濟平臺競爭監管制度，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獲取資源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要以土地、金融為突破口，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全力推進競爭有序、流動順暢、配置高效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試點，力爭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能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關鍵環節上取得突破。要以創新鏈產業鏈深度融合為著力點，推進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圍繞優化創新環境、強化創新能力、促進創新應用，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為抓手，把長三角區域建設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全球先進制造業基地。

21世紀是海洋世紀，海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2003年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前瞻性提出“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并作為“八八戰略”的重要內容，親自擘畫海洋經濟強省的宏偉藍圖。此后，浙江海洋經濟快速發展，海洋綜合實力、創新能力、開放水平實現大幅躍升。但是，對標廣東、山東、福建、江蘇等沿海大省，浙江海洋經濟對全省經濟的拉動力不夠強，在海洋新興產業、海洋旅游業、海洋漁業、海洋科研教育和海洋生態環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這些差距正是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如果按浙江“十五五”規劃GDP年均增速 5%測算（浙江“十四五”規劃為5.5%以上），全省海洋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2023年浙江為13.6%，福建為21.7%），2030年海洋生產總值可達2.46萬億元，拉動“十五五”時期全省GDP年均增加2.1個百分點，海洋生產總值規模可以超過福建，甚至有可能超過山東。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浙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天地在海上，海洋經濟發展前途無量。“十五五”時期，浙江要把高質量推進海洋強省建設作為戰略重點，抓創新、強優勢、爭前列，力爭全省海洋生產總值達到2.46萬億元，在全國沿海省份中再上一位。

要建設國際強港，打造國家“雙循環”戰略樞紐。深水岸線和港口是浙江最具優勢的海洋資源，要緊扣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部署要求，在加強與上海的合作中持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以建設世界一流強港和設立自由貿易港為目標打造國家“雙循環”戰略樞紐。

要推進甬舟一體化，強化海洋經濟核心區建設。建設“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和“舟山群島新區”是國家戰略舉措，海洋經濟強省建設的核心區域和發展龍頭是寧波市和舟山市。推進甬舟一體化，不但對落實國家戰略舉措至關重要，而且對深化對外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至關重要，是關系全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大事。推進甬舟一體化，要堅持寧波引領、舟山融入，不搞甬舟“雙城記”；要把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舟山群島新區、寧波舟山港和寧波都市區作為推進一體化的重中之重；要繼續破解寧波舟山港體制機制障礙，調整寧波計劃單列市體制，進一步提高寧波市財政上交省財政的比例，省政府和各部門也要加大對寧波市各領域工作的支持。

要培育和發展海洋新質生產力，構建現代海洋產業體系。從浙江省情出發，聚焦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和數字化、智能化，圍繞發展海洋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大力發展現代海洋產業，重點是核電、臨港石化、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等產業。加快培育發展海洋新興產業，重點是海上風電、海水淡化、海洋新材料、海洋生物醫藥、現代港航物流、海洋工程建筑業、海洋電子信息等。謀劃布局海洋未來產業，重點是海洋氫能、海洋大數據、海洋碳匯等。提升改造海洋傳統產業，重點是推進國家級海洋牧場示范區建設，大力發展深遠海大型智能養殖、遠洋漁業和海外漁業基地；圍繞打造國際濱海旅游目的地，突出“海天佛國”“福如東海”等海洋文化優勢，推動全省濱海旅游景觀串珠成鏈，培育發展東海文旅精品。

此外，還要加強海洋科技、教育和人才隊伍建設，推動海洋經濟大平臺提級賦能。以及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促進海洋可持續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現代化，其目標是造福人民，最終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十五五”規劃要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強化宏觀政策的民生導向，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

要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穩定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平。

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就業質量。推進重點領域、重點行業、城鄉基層和中小微企業就業支持計劃，做好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和殘疾人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加強困難群體就業兜底幫扶，推動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和穩定就業，統籌好新技術應用和崗位轉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開展大規模職業技能培訓，增加制造業、服務業緊缺技能人才供給。

以解決老百姓急難愁盼為導向，加快推進教育、醫療、住房和育幼養老改革。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實施全國統一的高考政策，提升教育事業發展水平。建立全國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獨生子女父母提供養老金補貼和住院護理費補貼。建立國家住房兜底制度，提供政府保障房，高端商品房交由市場決定，并征收房產稅。擴大健康、養老、助殘、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務供給。高水平實現學有所教、病有所醫、住有所居、幼有所育、老有所養。

統籌實施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廢除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基于戶籍的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差距。加大縣級財政改革，創新省直管縣體制。提升縣級財政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能力，賦予縣級更多資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權，推進以縣城和中心鎮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以農村“三塊地改革”為重點，破除制約城鄉區域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完善“山海協作+飛地經濟”模式，健全“一縣一策”推動山區、海島共同富裕。

以強化再分配功能為牽引，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再分配要加大稅收、社保、財政轉移支付、生態補償等調節力度，提高調節的有效性和精準度。按照“擴中、提低、調高、禁非”導向，重點探索“擴中提低”有效路徑和專項政策，推動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完善創新要素參與分配機制，加快探索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價值的實現形式。加快構建技能導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讓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創新者多得。同時開征遺產稅、離境稅，逐步增加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